张铭清【1978年至1981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是该院首届硕士研究生。1981年至1993任《人民日报》福建记者站记者、首席记者、站长，《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高级记者。1993年至2006年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助理、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新社新闻学术研究中心副主席。现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国防大学兼职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兼职教授、顾问。张铭清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对台和对外宣传，近年来提出“一国两制新闻学”，促进两岸新闻与文化交流，参与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两个白皮书等重要文献的组织撰写工作。2007年4月，厦门大学正式礼聘张铭清为新闻传播学院首任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重要宣示，标志着党和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重大转变。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指出：“当前台湾局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两岸关系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两岸关系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6月，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恢复了制度化协商并取得实际成果，标志着新形势下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开端。11月海协会协商代表团成功访台，取得了两会制度化协商的重大突破。两会签署的四项协议，为两岸同胞带来了实在的利益，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
温故而知新。回顾30年两岸关系发展的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加深对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两岸关系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的理解，对于我们能否紧紧抓住并且切实用好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机遇，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两岸关系面临的历史机遇之所以难得，是因为这一机遇是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近30年后才出现的。30年弹指一挥间。但在两岸同胞心中，这30年，台湾海峡波翻浪卷，形势波谲云诡。海峡两岸劫波频度，两岸同胞五味备尝，对两岸关系发展这一来之不易的历史机遇，可谓感同身受。
一、审时度势，开启机遇之窗
《告台湾同胞书》是在国内外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的时候发表的。
就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几天天，刚刚闭幕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事业继续做出积极的贡献。”
1979年元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办的讨论《告台湾同胞书》的座谈会上指出：“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三个特点，反映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在国内工作和国际事务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了具体日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54页）邓小平归纳的这三个特点，概括了提出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的根据，这也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背景。
《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号召两岸同胞携起手来，早日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使命，共创我国空前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与各先进强国并驾齐驱，共谋世界和平，繁荣和进步。
就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当天，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了《关于停止对大金门等岛屿炮击的声明》。声明指出：“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这一声明，充分表达了我们对台湾同胞的善意和实现祖国统一的诚意。邓小平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是合情合理的。”
继《告台湾同胞书》之后，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关于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被称为“叶九条”）。这是党和政府对台方针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邓小平在1982年1月11日的一次谈话中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年谱》第797页）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实际上，他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前后多次讲话中都表达了这个思想。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被称为“邓六条”）。使“一国两制”的构想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系统。使“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成为我们党对台工作的基本方针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二、丧失机遇，谈判举步维艰
机遇往往不依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它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资源。它还是稍纵即逝、不能储存的资源。如果不紧紧抓住它，就有可能丧失。有道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遗憾的是，对于《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的这一来之不易的历史机遇，台湾当局并没有研究，也很不了解大陆方面对台湾问题所采取的合情合理的现实主义态度。他们不仅没有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反而采取了从应付到消极对抗的错误做法。
《告台湾同胞书》、“叶九条”、“邓六条”、“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对台湾当局形成了巨大压力。尽管迫于形势和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他们不得已采取了一些较为现实的做法应付，但是，由于他们的“反共”、“拒和”、“偏安”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其大陆政策的松动和调整极为有限。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博大胸怀，在已经出现的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机遇面前，他们不但没有积极回应，反而说《告台湾同胞书》“是一种统战手法，完全不足信”。“绝不能信、也绝不能上当”。并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惟一可行的道路”。甚至提出“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对此，邓小平说：“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这不仅有利于子孙后代，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们是从这样的角度着想和对待这个问题的。说什么‘统战手法’，我们不搞。我们讲大政方针。没有这样的气度不行。”（《邓小平年谱》第797页）
直到1987年7月，蒋经国去世，台湾当局才开始调整僵化的大陆政策，如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开放与大陆间的信件往来；放宽大陆出版物和录音录像带进口发行限制等等。虽然这些措施促进了两岸民间和经贸往来，但由于台湾当局采取“政经分离”“官民分开”的原则，两岸政治接触、统一谈判并没有丝毫松动。
三、“汪辜会谈”迈出历史的一步
李登辉上台之初，由于羽翼未丰，还不敢背离“两蒋”时代的一个中国的大陆政策。1990年10月7日还成立了以“决策咨询国家统一大政方针”为职能的“国统会”。于1991年2月23日制订了“国通纲领”，作为“未来大陆政策的最高指导方针”。“国通纲领”把“促进中国统一”写进“纲领”。李登辉并称“中国统一的契机已经展现”。1991年12月26日还成立了“国家统一促进会”，以研究“国家统一”、“国家建设发展”为宗旨。
对台湾当局的这些做法，大陆方面表示了欢迎的态度。1991年3月18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评台湾“国家统一”纲领》评论员文章，表示：“我们乐见台湾当局认同促成祖国统一，也寄希望台湾当局能摒除幻想，以务实的态度，积极发展两岸关系，扩大两岸交往，以利于祖国统一。”肯定了“这个‘统一纲领’，对两岸人民盼望已久的‘三通’、交流、高层互访以及协商统一等作了有意义的表示，这不失为一种顺潮应势之举”。
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和巨大压力下，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告台湾同胞书》发出的打破两岸长期隔绝的藩篱的呼吁得以实现，两岸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伴随着两岸的探亲潮，两岸人员往来和各方面交流势不可挡。但是由此而来的两岸交流交往衍生的许多具体问题和突发事件不断出现，亟待妥善解决。这就使两岸的接触与商谈形势出现了新的情况。
1990年11月21日，台湾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并于1991年3月9日开始运作。为了便于与海基会联系、商谈，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
海协会成立后，与海基会进行了多次联系和商谈。1992年10月27日至29日“两会”工作性商谈，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的共识（后简称“九二共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海协、海基“两会”进行了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并签署了四项协议。“汪辜会谈”是1949年以来，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会谈成果的本身。江泽民在评价“汪辜会谈”时说：“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是有成果的。它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汪辜会谈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反映了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广大华人要求两岸接触商谈、共同合作、发展经济、振兴中华的愿望。”（1993年5月7日《人民日报》）
台湾方面也认为这次会谈“跨出了两岸接触的第一步”，是“两岸民间交流迈向制度化的里程碑”，“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岸关系从对峙走向和平统一的一个重大发展关键。”“汪辜会谈”的成功举办并取得成果，对扩大两岸经贸与科技合作、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产生了积极作用，为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同时也宣告了台湾当局“三不”政策的破产。
但是，“汪辜会谈”以后，“两会”商谈却难以继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台湾方面拒绝讨论政治问题。尽管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多次呼吁两岸进行政治谈判，均遭到台湾当局的拒绝。直到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彻底破坏了两岸接触商谈的基础。
四、“台独”分裂，关闭机遇之窗
李登辉在地位稳定后，逐步背离了“两蒋”时代的一个中国的大陆政策。他从就任时信誓旦旦地保证“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一步步走向“一国两府”、“一中一台”，直至1999年抛出“两国论”。
对于李登辉的分裂活动，我们一直保持警惕，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93年9月，中国政府发表了《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1995年1月31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的八项主张。这些文件都阐明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立场。但是，李登辉继续坚持分裂立场，并且变本加厉地跑到美国，到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进行“台独”分裂活动。至此，李登辉已经彻底暴露了其“台独”分裂的真面目。
由于李登辉的“两国论”破坏了海协、海基“两会”商谈的基础，海协中止了与海基会的第二次“汪辜会谈”的预备性磋商，汪道涵会长1999年秋访台的计划被迫取消。
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捍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在政治、军事、外交、舆论等方面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台独”分裂势力，使广大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的危害，也使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坚定决心。
2000年3月24日，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失败后，李登辉在党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被迫下台。
2000年5月，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侥幸上台。百年党史的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中败给只有14年党史的民进党，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李登辉分裂国民党，使得陈水扁坐收渔利。其次是李登辉推行分裂路线，纵容、扶持“台独”的结果。陈水扁被称为“李登辉最理想的接班人”。三是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腐败极端不满，反黑金、求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四是陈水扁利用了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思变的情绪，提出“换人做做看”的口号，淡化“台独”色彩，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众的疑惑。
陈水扁上台，使台湾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两岸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增加了和平统一的难度。陈水扁迫于岛内外强大的压力，就职时作了“四不一没有”的承诺。对陈水扁这类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毫无诚信可言的政客，任何承诺都是没有意义的。就在他当选的当天，中台办、国台办就发表声明，指出：“任何形式的‘台独’，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对台湾新领导人我们将听其言观其行，对他将要把两岸关系引向何方，拭目以待。”
事实证明，陈水扁权力基础逐步巩固之后，“台独”分裂活动逐步升级。他变本加厉地推行“台独”分裂活动，使台海局势陷于紧张的高危期。由于“台独”的现实危险性明显增加，已经成为必须集中力量加以应对的心腹大患。因此，大陆方面不得不把反对和遏制“台独”作为对台工作的首要任务，运用各种力量、资源和手段，开展反“台独”斗争。
2005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4、5、7月，中共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邀请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来访，打开了两岸政党交流的新局面，形成了与泛蓝政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形式。大陆有关方面不断出台了惠及台湾同胞的措施，赢得了台湾民心。这一系列措施有力地稳住了台海局势，挫败了陈水扁的“台独”阴谋，避免了“台独”分裂活动严重影响和冲击两岸关系，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1979年到2008年，由于台湾当局先后采取了从消极抵抗的错误做法到“台独”分裂的倒行逆施，《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的两岸接触商谈等很多合理主张没有得以实现。30年的时光就这样一晃而过。《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大好的历史机遇就这样令人惋惜地丧失了。
五、机遇难得，必须紧紧抓住
2008年3月22日，在台湾地区举行的领导人选举中，国民党候选人以221万张票的优势打败民进党的候选人，重新获得了“执政权”。民进党“台独政权”被终结，“台独”势力丧失了运用“政权”的力量推动“台独”活动、制造“台独”重大事变的条件。民进党连遭两次选举的惨败，标志着这个党已由巅峰跌入低谷，其推行的“台独”分裂活动正在走向衰败。反“台独”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反对“台独”、认同“九二共识”、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国民党重新上台，反映了台湾民众认识到“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推动激进“台独”路线、恶化两岸关系的民进党终遭唾弃，证明了“台独”势力尽管可以喧嚣、横行一时，也可以欺骗民众于一时，但终究改变不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台独”势力由巅峰跌入低谷的命运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从李登辉到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1995年算起，到陈水扁在台上的8年，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台湾局势风云变幻，两岸关系跌宕起伏，波折不断，台海局势从来没有平静过，甚至一度濒临危机的边缘，两岸接触的机遇之窗越关越紧。
现在，民进党“台独政权”的终结，“台独”的现实危险性下降，台海局势趋于稳定。这是反“台独”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成果。两岸关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岸关系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备更好的条件，两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携手合作、共同发展。两岸关系由“台独危机管理”转为“发展机会之窗”，机遇之门又一次向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徐徐开启。
就在台湾局势和两岸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在第一时间做出了重要判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前台湾局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两岸关系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两岸关系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台湾局势出现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在各方面条件都有利的情况下，如何珍惜来之不易的新形势？能不能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这对两岸的当权者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的文章如何开篇？
胡锦涛总书记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重要主张。他指出：首先要建立互信，这对推动两岸关系至关重要。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是双方建立互信的基础。只要在这个核心问题上立场一致，其他事情都好商量。其次要搁置争议，因为在两岸关系发展中，不但还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而且今后还可能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其中一些症结问题一时不易解决。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务实面对，妥善处理。对一些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搁置起来。搁置争议需要政治智慧。有了互信，再加上搁置争议，双方就能够求同存异，也就能够通过交流和协商不断积累共识、共创双赢。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十六字方针，为落实“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在反“台独”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台独”分裂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严重干扰减少的情况下，对台工作的首要任务要从反“台独”转到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上来。两岸双方只有紧紧抓住并且切实用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框架，才能为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创造条件，两岸关系才有望进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2008年6月，中断了9年的海协、海基“两会”恢复了协商。在“两会”恢复协商并达成两项协议，取得了积极成果后，胡锦涛总书记对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开端给予肯定，并就两岸协商谈判提出了“平等协商、善意沟通、积累共识、务实进取”的重要主张。这一主张对推动两岸协商，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来的30年，大陆方面关于尽快进行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谈判的呼吁从来没有停止过。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和平发展新局面”。2008年5月，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也表示：国民党已经将2005年4月国共两党领导人共同发布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正式列入党的纲领。这不仅是对台湾民众而且是对两岸同胞作出的承诺。国民党将一如既往继续加以推动落实。
国共两党都希望，两岸同胞携起手来，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美好未来。在两岸关系更加密切，和平发展已具备坚实的基础和强劲动力的有利条件下，今后的协商中，就可以以“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为基础，妥善规划协商议题和步骤，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推动协商议程，为协商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
今天，《告台湾同胞书》关于“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的呼吁，已经或正在实现。但是，《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的祖国统一这一“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的神圣使命”尚未完成。《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的诘问：“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炎黄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尚未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恩格斯说过：历史的退步，应该由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30年的蹉跎岁月，应该由只争朝夕的精神来补偿。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先生在谈到时隔9年，“两会”恢复协商并取得的成果时说，55小时完成了9年的任务。两岸都能本着这样的态度，努力开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的新局面，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呢？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的诘问，两岸同胞一定会用实际行动做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责任编辑：凌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