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总是以历史脸谱的“忠奸善恶”去区别人物的真实属性，那么，历史的真相恐怕永远漂浮于太虚之表。一如长久以来人们对汪精卫历史脸谱的定性，似乎已经习于以戏剧脸谱的哈哈镜看待汪精卫。因此，我们如今追忆辛亥革命前后汪精卫之种种，必须首先抛除这个长期积习，还汪精卫以情义脸谱的真面目。
汪精卫，即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以号为笔名，人称“汪精卫”，
其夫人为陈璧君。青年时代随同孙中山进行革命，是孙中山的得力
助手，之后数度出任领导要职，历任国民党政府常务委员主席、军
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长等。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因此被定性为
“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
曾言“革命不成功，绝不结婚”
弱冠之年以迄而立之年，汪精卫在革命党人心目中是一位血性汉子，是一个可以力抗万乘的大英雄。讲述汪之英雄气概，必须勾勒一笔他的儿女情长。
汪精卫原籍浙江绍兴，1883年出生于广东三水，1907年他追随孙中山到越南、马来西亚等地宣传革命主义。当时孙中山遭清廷通缉，惟有漂流海外，活动纠集同志，以期团结会党及海内外各种民间力量，协力革命事业。
年方十六的陈璧君听说孙中山来到马来西亚，在槟城成立同盟会分会，知道这是她报效祖国、参与祖国革故鼎新历史事业的一个大好时机，于是她积极参与孙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活动。这时，她遇见孙先生的得力助手——洋溢爱国热忱的汪精卫。而汪精卫与陈璧君的相识婚恋，有一段曲折的戏剧化过程。
众所皆知，汪精卫不仅仅是孙中山的文胆，更是能言善道、口若悬河的演说家、革命宣传家。陈璧君初见这位革命才俊即为之倾倒不已。在此之前，陈璧君对汪精卫早已有所认识，因为陈父陈耕基是孙中山在海外相当重要的一位金钱赞助者。孙先生为让“金主”明白自己在干些什么事，总会按时寄送革命书报到“金主”手上。因此，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早已是陈耕基家庭成员之日常读物。对孙先生革命的主张，陈氏父女甚为熟稔，而在《民报》众多的作者当中，陈璧君尤其欣赏汪精卫的文章，汪革命的思想、雄浑的笔力，在在令陈璧君钦佩。
因此，孙中山带着汪精卫和一批革命干部，像一阵旋风似的翩然来到马来西亚，成立同盟会分会之后不久，陈璧君瞒着父母，毅然决然地秘密加入了革命组织，成为斯时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十六岁的陈璧君之所以加入革命行列，一半是受了孙先生革命主义的启发，一半则是对汪精卫惜才识才的一见钟情。
汪精卫剧力万钧的文章，风流俊秀的外表，并非陈璧君一见钟情坠入情网的真正原因。汪精卫追随孙先生革命时期，是同志之中最有个性的一人。他昭告同志，身为革命家，决不结婚。汪精卫比陈璧君年长八岁，两人不仅在年龄上有段差距，汪精卫和陈璧君结识之前，两人家庭其实都曾为他们各自安排婚配。除了这两项因素之外，汪精卫还告诉陈璧君，随孙先生在海外奔走，过着亡命天涯今天不知明天的日子，朝不保夕，焉能再拖另一个人下水过苦日子？汪精卫又说：“革命不成功，绝不结婚！”汪精卫革命忘私的精神，更激发了陈璧君非汪不嫁的决心。
汪精卫（左）与政敌蒋介石 年轻时代的汪精卫与妻子陈璧君
预埋炸弹行刺计划败露后被捕
孙先生革命事业初期可谓屡败屡战，屡仆屡起，河口起义失败，招致保皇派的讪笑，认为孙先生及其核心骨干光说不练，是只知道花赞助者捐助住华屋享清福的理论派。汪精卫对此耿耿于怀，更计议以实际行动击破
保皇派的出言中伤。他向孙中山请命去北京行刺清廷摄政王载沣，并且在一封《致南洋同志书》的信中，慷慨陈词地写道：“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弟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汪精卫预埋炸弹行刺清廷摄政王载沣的计划失败，随后被捕。汪精卫担心陈璧君的安危，填词《金缕曲》寄语陈璧君：“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除了给陈璧君类似遗言式的赠词，汪精卫狱中还写了脍炙人口的《被逮口占》诗，诗中有云：“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粼光不灭，夜夜照燕台。”这首诗充分表明了汪精卫被捕以后预备从容取义时的心境。
知悉汪精卫失风被捕的消息后，孙先生十分悲痛焦急，无奈地说：“兆铭是吾党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断了我一只胳臂。”此时，陈璧君透过各种关系，花费了许多银两，希望营救汪精卫。虽然汪精卫被清廷认作革命党人，因缺乏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企图行刺，所以始终未处以极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炮声响起，清政府为了笼络人心，宣布开放党禁，汪精卫和许多被囚党人，先后被释放出狱。在中华民国开国后不久，原本矢言不婚的汪精卫，与陈璧君在上海成婚。
从刺杀袁世凯到与之和平共存
然而，刚从监狱获释，汪精卫也从未须臾闲散，他仍然留在北方，准备相机行事，配合革命客观形势，有所作为。汪精卫被北方的革命同志推举为京津同盟会会长，希望他能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以期与南方两相呼应。
1911年11月8日，清政府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京津同盟会自然以袁世凯为头号敌人，汪精卫一度计议行刺袁氏。殊不知，这时袁世凯却向汪精卫抛出了橄榄枝，他派遣了汪精卫同乡梁士诒，来和汪精卫打通关节。梁氏且系汪精卫兄长汪兆镛同科进士，两人关系更为不同。于是，际此南北方剑拔弩张时刻，汪精卫和袁世凯的近臣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宗旨为“使以君主民主一问题，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要求两方之停战，发起国民会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
1911年12月，汪精卫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之折冲，并为大局设想，他也赞成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不光是汪精卫一人作此主张，革命阵营之中，尚有黎元洪、黄兴等人也作明确表态，主张只要袁世凯鼎力协助倾覆清朝，尔等亦赞同袁世凯担任民国总统，南方革命党人竞相以中国之华盛顿、拿破仑期许袁氏。孙中山本人得知消息后，在从美国间道欧洲返国途中也曾致电武昌军政府，认同诸同志之拥袁主张。因此，吾人实不必因汪精卫获释后有此言论，而武断认为汪氏做了革命叛徒。再者，有人质疑汪精卫为何不在此时坚持行刺袁氏，以后留下袁氏称帝无穷后患。殊不知民国初建，百废待举，革命党人亦担心一旦除去袁氏，万一北方兵连祸结，陷于长期动乱，将更不利于民国共和之建立。这也正是汪精卫在出狱之后，由最初的杀袁主张改变为与袁和平共存、以观后效的客观背景。
在辛亥革命时期，为国家命脉留后路，为统一大局暂忍耐，是一个革命干部必要的修为，又何必以春秋大义苛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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