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岸对峙的几十年中，仍有不少人在私下沟通或传递讯息，藉此避免因误会而造成不必要的冲突甚至战事，他们被叫做两岸密使。两岸密使接触频繁，蒋介石曾找名记者曹聚仁试探北京意向；蒋经国曾派沈诚穿梭两岸之间；李登辉则以亲信苏志诚等为密使……本文要告诉您的，正是穿梭于两岸的神秘人物的那些事。
曹聚仁
投石问路：李次白、曹聚仁、宋宜山
两岸密使活动，始于蒋介石在台主政时期。1950年5月，在蒋介石授意下，蒋经国指派李次白前往上海会见上海市长陈毅，试探和谈的可能性。李次白出身黄埔军校第六期，哥嫂是留学法国的中共党员，妹夫是陈毅胞兄陈孟熙。这些特殊关系使李次白在军中难以发展，因此脱离了军队，在高雄经商。但也正是这些关系让蒋经国看上了他：“你和陈毅是至亲，我看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不进攻台湾。”蒋、李约定以“表妹婚事成否”代表此行成败，结果是“表妹结不成婚”，陈毅认为“国共合作的话题，现在先不提，现在提为时尚早，以后会有机会的。”陈毅还表示，愿将这一信息转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此后，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当局捞到了救命稻草，改变了求和初衷，李次白留在了大陆。
1956年，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北京对台展开和平攻势，由章士钊（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经常奔走于京港之间，利用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故旧沟通与台湾关系）带信到香港，会见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的许孝炎，许孝炎把信带给了蒋介石。该信除谈到两岸统一的四个条件外，结尾还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北京的善意让蒋介石感到难以捉摸，于是再次指示蒋经国物色密使。这一次，选中了原中央通讯社记者、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特约记者曹聚仁。曹聚仁与周恩来交往颇多，是邵力子的学生，被蒋经国称为“老师”，因此成了当时最合适的“穿针引线”之人。
1956年夏，曹聚仁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与中共高层接触之意，周恩来了解情况后，迅速安排他进京面谈。曹聚仁问周恩来：“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回答：“‘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是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之后，曹聚仁在《南洋商报》做了相关报道，向台湾传递了中共认为“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要信息，蒋介石乃希望曹进一步与中共接触。一个半月后，曹聚仁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照旧’，台湾可以实行三民主义，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周恩来亦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蒋经国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台湾还是他们管。”周恩来还指示保护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照顾他们在大陆的亲属。1957年，曹聚仁到浙江奉化看了蒋氏祖坟，拍摄了照片，蒋氏父子看了之后深有感触，蒋介石决定多派一名更有分量的密使——“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宋宜山前往北京。宋宜山与李维汉是同乡，其弟宋希濂（前国民党将军）被囚于北京。宋宜山以看望其弟为名，于1957年4月经香港进入大陆，在北京和友人叙旧时，周恩来突然出现，宋的任务正式展开。5月，宋宜山写了约15000字的书面报告交许孝炎转交蒋介石，记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商谈的情况，对大陆成就赞扬颇多，说“反共复国”似已无望。蒋介石大怒，让宋宜山留在香港，不许再回台湾。
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打响。周恩来向曹聚仁表明了炮战真实意图，事实证明，蒋介石对此心领神会。1965年，周恩来让曹聚仁转交给蒋介石一封信，提出了“一纲四目”。蒋氏父子与陈诚等人进行了研究，又提出了一些条件。曹聚仁带着这些意见，往返于两岸之间，进行沟通，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六项协议”。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两党之间的联系。1972年，曹聚仁在澳门去世。夏衍在《怀曹聚仁》一文中写出了曹聚仁一生的特点：“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但和左右两方面都保持着个人的友谊，都有朋友，虽然爱独来独往，但他基本上倾向于进步和革命。”
曹聚仁去世后，毛泽东、蒋介石仍试图重新建立联系，蒋介石甚至曾秘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1973年5月，92岁高龄的章士钊受毛泽东、周恩来之托，坐着轮椅，从北京乘专机再次抵港担当两岸密使，可惜一病不起，于7月1日去世。此后，蒋介石、毛泽东相继辞世。
穿针引线：沈诚
蒋介石、毛泽东去世后，两岸之间谋求接触与和谈的努力仍在继续。1981年7月，邓小平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藉此向蒋经国释放信息，传递中共新的对台工作信息。因为金庸曾于1973年与蒋经国见面谈时政国事，比较“熟”，能够传话。在邓小平的感召之下，蒋经国没有无动于衷。为了回应廖承志发出的那封著名的公开信，他请宋美龄回信强调“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但他并没有放弃与大陆方面和谈的试探。
1981年至1987年，沈诚（黄埔军校十七期毕业生，曾任蒋经国随从参谋，以少将军衔退役，在香港经商）受命于蒋经国，穿梭两岸之间，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两岸密使。通过他，蒋经国对中共的和平真意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遂试图尽快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这种愿望显得更加强烈。
1987年3月，中共中央以全国政协名义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密见蒋经国并“力主突破‘三不政策’”，蒋经国表示，“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这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的“三不政策”，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积极意义。
3月14日，杨尚昆在北京接见沈诚，提出双方谈判应以国共两党为主体，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沈诚随后把杨尚昆的亲笔信交给蒋经国。蒋经国认为北京确有和平统一诚意，之后，他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宣布废除在台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开放两岸民间人员往来，对大陆做适度的“开放”，还约见沈诚告知“下一拨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做决定”，作为对杨尚昆密函的答复，要沈诚向北京传话。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已是呼之欲出。然而，次年1月，蒋经国去世，两岸秘密接触被迫中断。李登辉接权后，沈诚被以“涉嫌叛乱”罪起诉，后虽被判无罪，却已失去两岸传话人的作用。
南怀瑾 苏志诚
郑淑敏
张荣恭
活动频繁：南怀瑾、苏志诚、郑淑敏、张荣恭
李登辉主政台湾初期，适逢老兵赴大陆探亲开放，两岸接触再次启动。《中国时报》曾披露，李登辉主政12年间，曾通过国学大师南怀瑾与杨尚昆、江泽民建立高层幕僚对话机制。随后李办与江办更独自发展出运作长达十年的“组织性秘密沟通管道”，为两岸之间开创了常态性的“密使”对话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官员与李办主任苏志诚是两岸密使联系的“核心枢纽”，实际执行沟通任务的则是两岸的密使小组，台方是有军情背景的曾永贤和张荣丰，后期加入张荣恭，大陆方面则由解放军总政联络官员为主。
蒋经国去世后，南怀瑾抵港定居，刚住下第六天，他当年的成都军校老同事、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副主席贾亦斌突然找上门来，几个月后又介绍中央对台工作负责人杨斯德与南怀瑾接上关系。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南怀瑾是非常合适的传话人，因为台湾当局不少高层、李登辉的子媳和后来的密使苏志诚、郑淑敏，都是“南门弟子”，南怀瑾在两岸政治圈中皆有广泛的人脉。于是，南怀瑾抱着“买票不入场”的态度，应李登辉之邀回到台湾与李面商大陆政策。1990年12月，苏志诚在南怀瑾穿针引线之下，在南怀瑾的香港寓所与代表杨尚昆的杨斯德会面，两岸密使重开了国共会谈，密谈时，南怀瑾和贾亦斌在场。次年，两岸密使在南怀瑾的香港寓所或他的坚尼地道公寓讲堂有过多次密谈，台湾密使主要是苏志诚与郑淑敏（南怀瑾的女弟子，于1991年奉李登辉之命，以“华视”文化公司执行副总的名义，经香港赴北京探路，获当时国家主席杨尚昆接见，建立起李登辉与杨尚昆沟通的秘密管道），尹衍梁（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兼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董事长，有“红顶商人”之称，是李登辉的密友，也是北京的座上宾）也一度参与；大陆方面则从杨斯德逐渐改为以汪道涵（曾任上海市长，当时海协会尚未成立，但已内定会长）、许鸣真（国安系统资深高干）为主，大陆密使层级更高，代表性更强。此后，海基海协两会先后成立，达成“九二共识”，终使1993年4月的“汪辜会谈”得以在新加坡举行，这可说是两岸密使管道进行对话、商谈之结果。故郑淑敏说：“最完整的成就，是辜汪会谈，台面上是绝对谈不成的，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台面下的，都已经想好了，就是两会按照戏码去演。”
李登辉卸任后出版的《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透露说，在上世纪90年中期，苏志诚与曾庆红最少曾在中国南方城市见面三次。《凤凰周刊》推断说，三次“苏曾会晤”的时间都是在1993年4月“汪辜会谈”之后、1995年4月8日李登辉发表“李六条”之前。
在台湾方面的密使中，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副执行长、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算是非常活跃的一位，十多年间，他不断来往于两岸之间：1995年1月，江泽民发表“江八点”后，张荣恭以“中央社”大陆新闻部主任身份赶赴北京，向国台办研究局局长邢魁山探底；1998年8月，汪辜上海会晤前，张荣恭奉苏志诚指示访问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海协会长汪道涵，进行摸底；1999年8月，张荣恭奉命密访邢魁山，探询北京对“两国论”的态度。
可见，双方密使获得了充分授权与信任，即使在台海危机期间，他们的沟通和对话也没有完全中断，但是，1999年7月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使得这种沟通渠道从此不再畅通。
郭台强 张荣发
“疑似”密使：郭台强、张荣发
陈水扁上台之初，为了操弄两岸对立，一再宣传国民党曾多次派“密使”与大陆接触，“两岸密使”一度成为“秘密出卖台湾利益”的代名词，然而据说陈水扁也曾试图搭通与大陆沟通的管道，由于他拒绝接受“一中”原则，言论又多倾向于“台独”，北京不相信他有和解诚意，以致密使一事无成。被传为陈水扁密使的多达30至40人，有美国人、台湾富商及台商，亦有民进党人，包括台湾富商王永庆及其子王文洋、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理事长郭台强、“中华文化总会”副秘书长钟佳滨等。此外，陈水扁堂弟陈天福，于2000年8月移居上海，自称与扁不和，却一度被误以为是扁在大陆的联络人。
2004年，岛内“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民进党指国民党“立委”李全教曾任连战“密使”，向大陆汇报“总统”选情，但是同时，陈水扁接受专访时，突然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纸条，暗示他与大陆之间“有密使来往”、“随时可以沟通消息”。他的所谓大陆密使传话，很快被戳穿是谎言，大陆方面否认其事。扁被指玩弄选战花招，故布密使疑云，抬高身价。
陈水扁主政台湾期间，尽管民进党对“密使”态度矛盾，但仍有人愿做两岸信使。2003年和2005年的两次包机，就是许多台商游说两岸高层促成的。
2004年10月，台媒报道说，台北方面近日有关两岸政策善意举动，主要是通过正崴精密董事长郭台强（郭台铭之弟）穿梭于两岸之间充当传话人。后来，郭出面辟谣，他坦承，在大陆期间会见了全国工商联和台办人士，但纯属工商业活动，他还分辩说，自己“是明使，非密使也”。此前，郭台强出任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理事长，积极推动两岸“三通”事宜，他要求去见陈水扁，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们应该把跟我讲的，去对大陆讲！结果郭台强真的去了北京，拜会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国台办副主任李炳才等人，并与全国工商联磋商拟定了促进两岸工商繁荣的合作备忘录。由于大陆对包机“乐观其成”，郭台强从此经常穿梭于两岸之间，促成了春节包机直航，使连战最终下定决心访问大陆。郭台强并协助安排了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的“暖身之旅”和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大陆之行。据悉，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曾就访问大陆一事征询过他的意见。
情况相似的还有张荣发。2004年12月23日，台湾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宣布在一周之后退休，而他退下来后愿意担任两岸信使的工作，希望两岸坐下来协商“三通”等问题。台湾政坛还曾有传言，上世纪90年代初，有人建议安排江泽民、李登辉见面，地点选择在海峡中线，由张荣发提供一艘船，两岸领导人搭直升机同时到达，以示平等。江泽民已同意，李登辉却在最后时刻退缩。
目前，两岸“三通”已经实现，国共交流越来越明朗化，两岸密使还会不会继续存在？或许正如郭台强为自己分辩的那样，以后两岸之间将无“密使”，只留下两岸密使的历史，留待后人评说。
（责任编辑：孙靚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