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的“捡垃圾”大战结束，战利品各式各样，什么都有
刘毅印象里的英国人，对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都不大感兴趣，“英国媒体调查有差不多一半的人都不在意。”刘毅说，“反倒是环保活动，他们非常热衷。”
伦敦当地时间5月21日晚，一年一度的英国最高的自然保育奖项——惠特莱奖颁奖典礼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大礼堂召开。来自中国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生刘毅因为在红树林民间保育领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获得此项荣誉，英国安妮公主亲自为其颁奖。刘毅也成为惠特莱奖成立15年来最年轻的获奖者。
8月23日，刘毅在北京参加完《财经》杂志举办的一个环保论坛，刚回到厦门。在此之前的7月，他到台湾参加为期14天的“生态工作假期”，自己掏钱，然后去做义工。“一路上看到台湾一些环保NGO的做法，主要还是去学习他们是怎么来做环保的。”刘毅说。
在厦门的环保领域，刘毅成为一个标杆性的人物。
他与红树林的结缘，源于所学专业，源于爱在外面跑的性格。他满面黝黑，只有耳朵边有两条白线，那是眼镜腿留下的痕迹。今年9月，刘毅开始在厦大读植物学专业的博士，同时想将红树林的保育与专业研究更进一步结合起来。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做NGO要专业。
藏羚羊已经营养过剩了
刘毅是莆田人，因高中参加生物奥赛而取得保送资格，2000年来到厦大。2001年，“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的成立让刘毅从此与红树林结缘。而这个联盟带给刘毅的荣誉，也改变了刘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选择。
2008年，英国最高自然保育奖——惠特莱奖；
200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亚洲优秀案例；
2006年，英国最高自然保育奖附奖——惠特莱协作奖；
2006年，福特汽车环保奖——青年创新项目类；
2004年，福特汽车环保奖——自然保育类三等奖；
2001年—2006年，5次获得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资助。
2004年刘毅本科毕业，并没有直接考研。因为对红树林保护的执著，他先花了两年时间继续完成福特汽车环保奖的工作，然后再考研。“拿一个研究红树林的论文给你看，不是专业的人根本看不懂。所以一定要专业来做NGO，同时累积的研究成果可以为NGO的发展服务。”刘毅说。
对于红树林保育联盟的发展，经费来源一直都是重要问题。而刘毅频繁地申请世界各地的环保奖项，目的就是为了募集资金。但国外关注红树林的基金会本身非常少，而且由于厦门是经济发达的特区，这些都造成国外环保基金对厦门的忽视。
西北的藏羚羊保护、西南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北京是行政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各种保护基金都争着过去，“藏羚羊已经营养过剩了，其他人都想不起厦门也需要做环保工作。”刘毅笑着说。
大陆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立法来保护红树林，台湾的红树林则活得非常好，“台湾已经有专门保护红树林的规定，而且像台北淡水河口的红树林已经长得太多，当地人想砍伐一些，碍于相关规定，又不能砍。”
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其他NGO组织的人会对当地的红树林很有些反感。
比如寄居蟹的生长会需要淤泥和沙地，由于红树林具有很强的促淤造陆的功能，做寄居蟹保护的NGO就会大声呼喊：寄居蟹没有家了！
NGO有极端的，也有平和的。刘毅接触的一些做“动物福利”的NGO成员有些会有极端的看法。他回厦门之前在北京参加《财经》杂志举办的一个环保论坛，吃饭的时候有些人就会问：“这个是海参吗？不吃！所有的动物我都不吃！”
可是海参也有人工养殖的啊，做NGO又不是出家，也没必要不动荤腥。刘毅笑着说。
让农民赚红树林的钱
为什么现在红树林的生存状况堪忧？刘毅认为，三个历史阶段的大规模破坏才造成今天的后果。
20世纪60年代，国家要求围海造田；70到80年代，大力发展围滩养殖和围垦滩涂，“我们吃的雪蛤、螃蟹都是这样生产的”；90年代到现在，盖码头、房地产开发、修公路，城市化进程的加剧都对红树林的生存产生很大影响。
现在，国家重视了，地方也想造林，常见的矛盾是不太能处理好与当地民众的关系，补偿款经常谈不拢。
“以前的渔民一辈子靠这一片滩涂，他们会觉得以后再也活下不去了——其实种红树林一点儿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养殖。因为红树林是一个完善的生态系统，它的生产能力仅次于热带雨林，红树林里生长的海鲜种类更多，而且更肥美——但民众可能看不到这么远，他想到的是我五年内可能就没有收入。”刘毅说。
于是，种下的树经常被人为拔掉。观念不改变，花很多钱也不一定能保护红树林。
在广西和海南，政府规定有红树林的地方不能再开鱼塘。有些渔民就很狡猾——他钻到红树林里面去砍伐，外面又看不到，他在红树林里面开一个鱼塘出来，养鱼、养基围虾。渔民为了赚更多钱肯定会进行高密度养殖，但这种养殖方式对红树林的生长很不利。因为过多的饵料会流入红树林，影响红树林的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就像吃饭一样，你只能吃一碗饭，给你两碗，就会很难受。红树林可以容纳污染，但不能过多。”刘毅说。
在广西，刘毅找到一个“海鸭蛋”模式。当地的农民把鸭子放养在红树林里面，红树林里面多的是各种饵料，也降低了农民的养鸭成本，鸭蛋的蛋黄都是红色的，口感也非常好。卖到香港和北京的国宾馆去，可以卖到普通鸭蛋价钱的三倍。“但是，农民如果在一公顷的红树林里养太多的鸭子，那鸭蛋的质量就会下降。收购商就不会再买他的东西。”
于是一个良性的发展模式开始显现：一个农民如果想赚更多的钱，就必须找更多的红树林来养。找不到怎么办？自己去种。而且红树林本身就是农民的摇钱树，他绝对不允许别人去破坏它。这是环境、经济共赢的一个好模式。
在海南海口的市民，有些人每周末都会开车去红树林吃海鲜，花三倍的价钱。“因为红树林里生长的海鲜更好吃，无污染。”
“这些模式都可以让更多的红树林保护区借鉴。”刘毅说，“在厦门的岛外都可以尝试推广。”
5月21日，英国安妮公主在伦敦亲自为刘毅颁发英国最高的自然保育奖项—惠特莱奖
到英国领奖，去台湾买活干
今年5月，刘毅获得惠特莱奖的喜讯传回了厦门，是近年来厦门环保NGO的重要成就之一。英国惠特莱奖的申请过程长达近一年，仅写项目申请书就耗去刘毅相当的精力。英国方面会提出很多他们想了解的问题，比如你是个学生，那你毕业之后红树林的保护项目如何做，你的资金的分配怎样，为什么要这样花？有没有更经济的方式？
“到英国后，还要进行现场答辩。需要面对面沟通来确认信息的真实可靠。”刘毅说。
“每一笔款项的使用过程都需要经过他们监督和审核，以确保用于红树林的保育。有些基金会的要求详细到要你提供所采购的圆珠笔的牌子，以及购买他们的理由。”国外NGO做事情的严谨与细致给刘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除了在全球范围内努力募集资金，刘毅也会抓住尽可能的机会到NGO发展良好的地区学习取经。
7月，刘毅一行五人到台湾的阳明山和澎湖，参加当地历时14天的“生态工作假期”。
城市白领放假的时候都会出去旅游，大多都跟旅行团，但玩得多了就可能会腻味，如果可以出去玩的同时可以为环境服务、为社区服务——于是就有了“生态工作假期”的概念。自己花钱以度假的形式去做工。这种环保模式在欧美已经有几十年发展历史，在台湾也已经开展三四年。“在大陆主动做志愿服务的人其实并不很多——不过汶川地震之后已经出现一个井喷的趋势，而且还要收费，很多人观念上
还接受不了。”刘毅说，“这个活动的精髓就是，我对当地付出了，我对当地有贡献，那我就不虚此行。”
在澎湖，他们来到一个叫做东屿坪的三级离岛。岛上曾经有四五百人居住，后来慢慢地都到马公本岛发展，如今只有十个居民留守。当地居民世世代代都靠打鱼为生，因为距离澎湖主岛也很远，“我们包船过去，单程就要25000新台币。”
澎湖的气候春夏可以工作，秋冬的时候海风非常大，而且盐度很高，几乎都无法出海。而且7月份非常热，号称有“三个太阳”，中午12点到下午3点是完全干不了活的。与印象中美丽的澎湖不同，在这个台湾本岛的三级离岛上，什么垃圾都有。最多的是养殖浮球，还有从厦门漂过去的矿泉水瓶，“从产地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捡拾垃圾后分类盛装，然后再用船运回澎湖。捡拾海漂垃圾之余，刘毅查文献、跑菜市场、访问渔民，还做了一个岛上贝类的名录留给岛上的居民。
“这种生态工作假期在厦门也可以开展起来，因为厦门周边的海岛也比较多，而且厦门人做环保的热情也很高。”刘毅说。
环保NGO在台湾
在刘毅看来，台湾环保NGO发展比大陆领先至少20年。
台湾的当地行政部门都会购买NGO的服务，有一大部分NGO的经费都来源于当局。“这个真的非常重要，NGO帮助当局做了很多细节上的工作。”
台湾30个人就可以成立NGO，不必有什么特殊的条件。而且在工作开展中为了得到更多关注，希望人们关注NGO的发展，也可以采取一些出挑的方式。比如把陈水扁的形象拿来玩，给他扎个小花圈等。
他们想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就通知各家报馆，告知活动时间及抗议口号，然后等媒体拍完后就一哄而散，就这样，像一个大派对一样开心。“但即使如此，台湾媒体对NGO的关注远不如一些花边新闻。电视台经常会报一些‘猫上了树下不来’之类的新闻，还搞直播，可以播一个小时。”
从台湾回来的时候经过香港，香港乐施会的能量令刘毅印象深刻。“8个人一年就可以募集3000万港币的善款，这在大陆还不可行。”
因为种种原因，大陆还不允许私募款项。港台市民的捐赠意识都比大陆要高一些，不少人的银行账号都直接和各种NGO账号、慈善组织账号挂钩，每个月都会自动划拨一部分薪水支持各种社会活动。同时一些大型的企业也经常会支持NGO的发展。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捐款可以抵税——既提升了企业形象，还可以抵税。大陆免税的大约只有中国红十字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等十来个NGO，但他们都有半官方的色彩。其他的都不行。
“作为企业来说，我要捐钱，我还要另外缴税给国家，企业的参与度就不会很高。”刘毅说。
如今，刘毅在厦大学生公寓租了一套房子，作为红树林保育联盟的办公室。博士读完之后，他仍打算继续自己的NGO事业。他与红树林的缘分，仍在继续。
“到时会打算在厦门买一套房子作为办公室，但房价这么高，而且经费有限，可能到时候还是得租房。”刘毅说。
链接：什么是NGO
NGO，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发达的非政府组织。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机构（NG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这种制度的来源，与美国建国之初移民互助的传统有关。
NGO是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还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功能。NGO在中国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NGO，具有较长的历史和“半官方”的特色；另一种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目前全国稍具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大约在300家左右。中国NGO主要集中在环保领域、妇女领域、扶贫领域，如北京的“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天津的“绿色之友”等。
（责任编辑：孙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