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2001年起，历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中国宗教等。正式出版的专著已有七十余种。
龚鹏程难于被定义，也难以定位。
他祖籍江西，出生成长都在台湾，近二十年来大陆又成为他长时间居留的地方
他至今仍习惯穿中式衣服，嗓音柔软，说话间俚语不断。二十多年来他奔走大陆，庙堂与江湖都有涉足，三教九流都是他的研究对象。始终坚持的，是他对教育的持之以恒。
他从小习武，后来开始研究侠义传统，再到中医、中药，再到宗教、哲学、社会学……
他做过教授、出版社总编、报社总主笔、创办南华、佛光两所大学、著书七十余种。
龚鹏程个人经历的传奇纷繁、研究领域的宽广驳杂、生命能量的不断迸发、醉心教育的持之以恒，决定了他是个难以言说清楚的人。人于自己，本身是看不清楚的，遑论了解他人。
如今，龚鹏程已经习惯了“游历大陆”的状态。他以写读为乐，以文章识人。虽然仍担任着卢森堡欧亚大学的校长职务，但不直接做行政事务，“我遥控就可以啦”。
他居于书斋做研究，出门也论述天下形势，更亲身力行。
3月20日，他返回台湾投票，机位一座难求。后来拜托了澳门长荣航空的朋友，才好不容易拿到一张票。
为什么这次在外的台湾人都积极返台投票？龚鹏程认为：“大的因素，当然是李登辉十二年执政、民进党八年恶搞所累积的怨怒，准备好好发泄一下；小的直接刺激，则是谢长廷阵营一再放话。一会儿说返台投票的台商都是大陆策动的‘走路工’，一会儿说回来投票的不是台湾人，乃至不是人。弄得‘不是人’也非回来投票不可。”
2008救台湾，有龚公一票。
哪怕他被谢长廷误解为“不是人”。
《台海》：您个人自称目前的状态是"游历大陆"。不知您已经"游历"了大陆那些"领域"，又有什么得到呢？
龚鹏程：所谓游历，有地理空间上的行走，也有我研究领域的延伸。
我现在在北京师范大学做985计划的特聘教授。在北京做教授我不必每天都授课，一个学期做几次讲座就可以。我第一次到大陆的时候是1986年，之后二十多年来从未间断，甚至每个月都会有一个礼拜在大陆，到最近这四年多都长期住在北京。
我在台湾创办了南华大学和佛光大学，选地、买地、盖房子等等什么都做，做了十多年的校长，后来也退了。因为民进党执政时期教育环境和相关政策并不好，也不想做了。
奔走大陆这几十年，基本上各个省市地方都跑遍。各个阶层的人物也都见过，上至中央的大员，下到商界、学界以及老百姓等等，我都和他们打交道。因为我从小对武术和中医感兴趣，民间奇才异能的三教九流、体制外的人物很多都是我的老朋友（笑）。
《台海》：什么机缘让您在1986年就到大陆来游历？
龚鹏程：我从小接受的就是反共的教育，“共匪”啊、“铁幕”啊等等。
做社会学研究的时候我专注的是1949年到1989年的一些大陆事件，但研究的时候我用欧美得来的政治社会学的概念来解释大陆，很多地方都解释不通。
大陆的文革造成一个断层，那对于台湾人来说，对大陆的了解也存在这样一个时间上的断层。想了解大陆的社会结构、百姓生活，同时我祖籍也是在江西，然后就过来。
《台海》：您刚去过山东，观看了引起诸多争论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学者葛剑雄的支持引来很多板砖。您对于这种主动建设"文化"的行为赞同吗？"文化"是否可以通过几百亿人民币就可以建设起来？
龚鹏程：这个标志城之所以被攻击，主要是是因为大陆过去很多年的很多地方都在乱搞，搞出来很多没有什么价值的假古董。
你看一下梵蒂冈，这个城市是西方天主教教徒心中的圣城，是很多教徒心灵上的故乡。
山东曲阜市中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山东做这个文化标志城，也是想做一个中华文化的圣城，想做成全球华人精神上的重要座标。
好，关键就在这里——怎么建才对？如果大兴土木，这没有意义，充其量是一个旅游景区，不会让很多人产生文化认同的。
最重要的是要给人们精神上的指引，要能够产生一种文化上的灯塔效应。比如，一定要有一座图书馆，收集全世界各语种的研究孔子的著作，要网罗全世界最好的汉语言学者来做研究——哈佛研究学社每年都在全世界挑最优秀的人才到哈佛大学做研究，于是哈佛在全世界的学术口碑才有今天的地位。
这个事情，关键在于软体，不在硬体。
《台海》：《龚鹏程四十自述》是您十多年前的旧书 ，在大陆刚刚出版。为什么会在知天命之年过后仍出版您的“四十岁获奖感言”？
龚鹏程：第一是因为“五十自述”还没有写嘛（笑）；其次，肯定是因为出版社觉得这个书能卖，才找到我，要我在大陆出版；第三，大陆的学术研究和台湾相比在某些方面还有些落差，文化上十年前的一些话题在今天看来还有热度。这本书是一本回忆性的书籍，但不是一本老书。
《台海》：近一两年来，像于丹、易中天等电视学术明星频频出镜，这在大陆还算少见。您个人对文人或者教授纷纷走出书斋的行为有什么看法？
龚鹏程：今后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过去大学就是圈一块地，一个小社会，跟围墙外相对脱离的一个状态。现在比原来开放一些，但是围墙还在，还跟养猪差不多（笑）。
再往前发展，大学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角色，要引领社会思潮、要参与社会议题的设置与讨论。教授走出书斋是表现之一。
台湾的大学老师要凭职称的话，分为三个部分，教学占1/3，学术研究占1/3，另外1/3是服务——也就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大陆这边基本也就是前两项，不看重学者对社会的贡献——作为人群中的精英分子，应该与大众最大程度上分享自己，这是自己的义务，也是责任。
社会慢慢从僵化分工型社会转变为学习型社会，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大学老师的责任必须负担起来，大学应该是社会的一个发电机。现在大陆的政府政策、公司决策，都会交给大学来研究、分析，很多城市规划都是大学在做。这在理工科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但在人文学科，比较少，于丹等人只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台海》：有些读者认为，于丹一直在煲一锅"于氏心灵鸡汤"，而刻意避开了孔子作为一个尖锐的社会评论家、改革家的身份——孔子在人生中一直在给当政者提意见，做批评。作为当代台湾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您对于丹在解读论语过程中刻意的"去政治化解读"有什么看法？
龚鹏程：孔子他老人家比耶酥的年纪都大，电视上的孔子是我们需要的孔子，央视的孔子也是央视需要的孔子。
央视毕竟是国家电视台。在风格上是央视选择了他，因为要面对全国的观众，而且必须是用初中生就能够听懂的讲述语言。
于丹确实受到很多人的批评，说有一些“知识上的硬伤”。学界一些人也认为，她讲的东西非常浅，很多深入的东西没有谈到。但从文化普及的角度来看，这不完全是坏事。
《台海》：新儒学在新世纪引起较大关注，有趣的是，很多关注来自域外，来自欧美。比如刚刚结束的欧洲杯期间，德国足球的代言人贝肯鲍尔不离手的书就是《论语》，而孔子学院、汉语热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升温也似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的自我感觉。您怎么看待欧美文化对东方文化的点滴垂注与了解？
龚鹏程：不是他们现在才关注我们，不是这样。
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改变，是我们自己终于注意到了别人的重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很多知识分子的内心都受重创，他们觉得是欧洲文化出了问题，才引来这么悲惨的后果。那时很多人就觉得东方文化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五四之后，辜鸿铭还留着辫子，在国内很多人都骂他是守旧的老顽固，但同时欧美学界却一直把他认为是东方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捧他很高。当时印度的泰戈尔访问中国，当时全世界都捧他很高，但到了中国却被冷嘲热讽——鲁迅都不是很想见他——最后灰溜溜回去了。
还有美国那个诗人庞德，疯狂痴迷中国文化，他坚信每个汉字都是自然而然的产物，疯狂地“崇中媚华”……欧洲很多人是不支持五四运动的，到现在也不支持，他们觉得中国的文化这么好，为什么要改革呢？胡适在西方讲“五四运动”，都说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而不讲是“运动”或者“革命”。
但我们却往往还指着那些外国人说：你们错了，我们是很肤浅的！（大笑）把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笑）。
过去很长时间，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观点我们不知道，不理睬。现在，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了一点信心，开始注意到别人在看自己。你注意一下，以前我们中国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怨天恨地骂爹娘，从来都不怪自己（笑），从来都怪传统、体制——这是很自卑的体现，不敢面对。
现在我们开始注重自己的形象，很多人开始修族谱、盖宗祠。
其实西方一直都很重视和研究我们的文化。
《台海》：但是“不敢面对”的状态到了一定程度很容易反应过度，很容易群体狂热，比如十三亿人一起跳起来指责别人“辱华”。
龚鹏程：对，还是不自信。真正自信的人或者族群，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因为你很清楚自己不是他说的那样。
《台海》：您的研究范围涉及哲学、史学、宗教、文学等诸多领域，而且在每个领域内都能有深刻洞见。怎么能有这么多时间让您做这么多领域的研究？
龚鹏程：不会很难啊，关键是路子要对。比如我很小就练拳，我练大陆的一种拳法，但我的对手练的是台湾拳，那我该不该了解他的套路，我要知己知彼，要搜集全部的拳谱。搜集的过程就积累了文献学的方法。
因为我练拳，然后很自然就对中国的武侠小说、侠义传统产生兴趣，我成立了两岸第一个中国武侠文学学会。
练武经常受伤，那我又开始研究中医、中药，后来我还到台湾长庚大学的中医研究所去教书。
接下来，我了解大陆的少林、武当等武学，他们的文化背景后面远远地站立着太极、八卦等概念，那我又开始研究与之相关的宗教观念等等。
后来研究市井文化，我还和帮派、社团打交道，研究他们和政府的关系等等。“逼上梁山”的成语讲的就是这样的关系。
从一个点——武术——进去，要想精通，所有领域就都要了解。我的研究是整体的系统。我同时可以思考并做很多方面的研究，因为研究对象他们本身都是互相联系的。
《台海》：您祖籍江西，却长在台湾。长时间的两岸居留让您对两岸的历史与现实都有着较深的理解，在您看来，马英九上台之后的两岸关系将如何发展？有那些关键因素会影响到两岸关系？
龚鹏程：我是江西吉安人，这里也是欧阳修、文天祥的故乡。国民党与民进党毕竟不同。民进党是一个台独政党，要搞台湾一岛化，大家意见很多，他心思都在这方面，经济也就衰退。
开放大陆观光客到台湾旅游，这对促进台湾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这是技术问题。
观念上来看，随着两岸交流的常态化，往来也越来越自然，心理层面的互通很重要。台湾的明星都来大陆了，普通人也应该到大陆来工作、生活。这方面两岸的政策应该全部放开。
《台海》：您个人在台湾创立了南华大学和佛光大学，您没有郭台铭那样雄厚的财力，其间辛苦必然不少。说说您办学校的过程。
龚鹏程：我要办大学，当然是因为当时台湾的大学都很烂嘛（大笑）。
有理想，无资金，那当然要找资金。要企业、财团、宗教团体来合作。谈他们都很危险，和他们合作就是“与虎谋皮”啊（笑）——财团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办学？当然是要赚钱嘛！
对于我来说，找钱是一方面，和财团的冲突和妥协是没法避免的。这很荒谬，就像是：孔子要办学，就找子贡要钱，于是孔子要听子贡的话，而且如果孔子如果做的不好，子贡还可以把孔子解雇掉（大笑）。
找人是另一方面，我找的都是各个领域的高手，也都是我的老朋友。我把一个人从台大拉到我的学校，人家是心甘情愿的。佛光大学从一开始就开设了博士班，因为我的师资好。
《台海》：大陆近年来频频传出“教授”与“院长”的激烈矛盾并见于报端。究竟是“教授治校”还是“官员治校”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您是教授，同时也是大学的管理者，您对这样的矛盾有什么见解？
龚鹏程：在台湾，严格上来说都是教授治校。这才是正常的状态。
我办的大学里，我也授课，从分工角度看，没有谁是真正意义上的当官的，我请来的老师都是我的好朋友，志同道合，这方面我的困扰比较少。
大陆在这方面还言之过早，还需要较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商华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