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性工作者一波接一波的争取运动，一边是部分民众的抵制，他们同情这些小姐，可是他们一致要求：别开在我家后院。而此时，台当局则将决定权下放到各县市民众手中。红灯区，要还是不要，这确实是个问题，令人头痛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台湾公娼斗士官秀琴因看不到公娼合法的希望，2006年含恨自杀。
9月11日“世纪大审判”上，陈水扁被判无期徒刑，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他在任时“禁公娼”的政策，这么一来，台湾不少公娼感到“希望”又来了，但是不管如何，谋求实现“性交易合法化”依然不易。
就在三个月前的6月15日，台当局决议由台湾地区各个县市“公投”决定是否设置“红灯区”，并打算将性交易“除罪化”。经历过十二年的等待，性工作者终于盼来了开放公娼的一丝可能。但由于岛内民意纷争，“红灯区”很快再次被叫停。在台湾25个县市中，公开表示支持开设红灯区的县市长只有三个：云林、屏东和宜兰。
一边是性工作者一波接一波的争取，一边是民众的抵制——民众也同情这些“小姐”，但是他们一致要求：别开在我家后院。而此时，台当局则准备以“公投”决定是否开放“红灯区”。“红灯区”，要还是不要，这是个问题，令人头痛的问题，由来已久的问题。
中国的妓女都在台湾
孔子曰，食色性也。无论他老人家说这话的初衷为何，这一句毕竟道出了性是人类的生理需求，自然被当成了“性交易是永久产业”的最佳注脚。
解放后，新中国发起过一系列革新运动，其中包括取缔娼妓。有一次，外国记者采访周恩来总理：“中国经过这一系列的革新，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妓女？”
只见周恩来不慌不忙地答道：“有！”
外国记者一听，嘴边立即浮现出狡黠的微笑。然而他的笑容还未完全绽放，周恩来话锋一转，道：“在台湾。”
这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我们看到的是周恩来的智慧，却也能得知当时大陆已无娼妓的事实，但在海峡那边的台湾，娼妓军妓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败退台湾之初的蒋介石一心图谋“反攻大陆”，要求军人时刻为“反攻大陆”做准备，发布了在训或现役军人不得结婚的规定，而从大陆带走的军人多数是青壮年，这一规定显得很不人道。
1950年后，两岸再无大战，作为前线的金门弹丸之地却维持着众多兵力，加上当时金门离岛及军中部队休假制度不健全，如何保证这些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士兵能效忠“党国”，保持战斗力，让士兵能安心地在部队中服役，而不至于扰民？设立军妓、成立“军乐园”的想法悄然而起。
1952年，蒋经国担任“总政战部主任”时，在金门成立“军中特约茶室”，以低价或免费方式向金门驻军提供性服务。由于首间名为“仁武特约茶室”的军乐园初设于金门金城镇时，驻金门军民均使用“仁武军妓院”所属电话分机“八三一”作为该场所代号，之后“八三一”成为这种“茶室”的别称。不久，特约茶室也出现在马祖，并陆续遍布于台湾本岛军团或部队集结地点。
为了充实离岛的军乐园，台军方从台湾各地“风化区”里的公娼和私娼中挑选。要求“身家必须清清白白，从本人往上推三代，不得有任何反动嫌疑”，而且只要有前科，如赌博、偷盗等一概不予录取。据了解，当时只要被录用，便有一万元（新台币，下同）的“安家费”，以当时在军乐园消费一次10元相比，这一笔安家费实在非同小可，结果排队应召者络绎不绝。
那时的军乐园，有的安排在部队附近，有的直接就设在军营里。一进入军乐园，当面的墙上一般都会贴着各个小姐的大幅照片，标上所在房号。阿兵哥挑好房号，买票时报上号就能买到该号小姐的票。如果遇上小姐生意好时，还要持票在门外等候。为了引导小姐们安心“工作”，减少阿兵哥和小姐之间的纠纷，有不少军乐园里还挂着对联——“大丈夫效命沙场，小女子为国捐驱”，“娱乐春花秋月，莫忘‘国’耻家仇”，“假日高歌须纵乐，胜利结伴好还乡。”并制定了娱乐制度，如“维持室内秩序保持静肃以免妨碍他人娱乐”。
每逢军中放假，持票排队的阵势蔚为壮观，但是也会发生不尽如人意的事。由于挑选小姐过于强调出身，不注重容貌，结果有些阿兵哥怀着极大的憧憬买票等待，好不容易轮到自己，进入房间后发现“小姐”的容貌过于“抱歉”，与照片的出入太大，“性趣”顿失，返身要求换票，也极大地伤害了“小姐”的自尊心。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军乐园后来决定取消对号入室的办法，让他们自由选择，并让“小姐”像军队换防一样，定期在各个园之间轮换。夸张的是有的士兵左右脚都分不清楚，但是对军乐园中换房的时间和地点却记得一清二楚。
驻离岛的阿兵哥情绪及生理需求得到了发泄，扰民现象大大减少，军乐园确实大大地安定了军心。台湾媒体曾刊登一名叫陈长庆的金门退役士官的原话：“金门如果没有茶室的设立，金门妇女不知会有多少人受到伤害。”
公娼一日不除罪，抗议一日不停歇。
公娼走到了历史的关口
当娱乐价格从一开始的10元、20元一次，涨到100、200元，当收费已经跟外面的公娼差不多却依然维持原来的经营特色时，军乐园也差不多走到了尽头。
1956年台当局出台了“台湾妓女管理办法”，实施公娼检验制度，同时取缔私娼，在划定的特定区域内，对性交易“业主”及“娼妓”发放执照。这办法一公布，台湾公娼的数量急剧增多。军妓和公娼同时存在，相互竞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岛内公娼发展迅速，经营者为了吸引顾客，服务项目花样繁多，而长期以军事管理的军乐园渐渐失去了吸引力，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1974年，台湾本岛的特约茶室停止营业。后来，时任“立法委员”的陈水扁发现妇女被“辅导”到外岛军乐园就业，认为违反妇女人权，向“国防部”提出质询，引起了舆论的再次关注。1992年，迫于舆论压力，金门和马祖的特约茶室相继歇业关门，军乐园终于成了历史。
伴随着最后两个离岛军乐园的消亡，台湾本岛的公娼制度也走到了历史的关口。同样被认为是导致色情场所及色情活动泛滥主因的公娼制度，被要求取缔的呼声不断高涨。维持公娼制度的声音也同时被迫激发出来。
1997年，在台北市街头，经常有这么一群人，她们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生怕让人认出来。但是她们却不放过任何一次争取权益的机会，经常聚集在台湾“立法院”门口高喊口号，分发传单，让更多人知道她们的声音。她们就是即将被取缔的“公娼”。从这一年起，她们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而这因为一个人，他叫陈水扁，时任台北市长。
1994年，当上台北市长不久，为塑造改革形象，陈水扁不断在台北市掀起“禁娼扫黄”运动。据说他最狠的一招就是停水停电，釜底抽薪，让这些公娼经营的场所叫苦不迭。1997年，陈水扁开始了废除公娼的程序，最终逼迫这些平日里隐姓埋名、深居简出的小姐们，为了生存和工作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并迫使陈水扁不得不暂缓废除程序。
积极曝光与密不透风的装扮，注定了这些公娼抗议的尴尬和无力。一方面，她们不想让过多的人知道她们做这一行，甚至不想让别人知道她们的存在，可是面对越来越狭窄的生存空间和越来越凶险的工作环境，她们不得不站出来，这似乎是注定的悲剧命运。
连陈水扁都没想到，在台北市长第一任上表现得相当突出的他竟没有连任和废除公娼，而竞选成功的马英九最终在2001年终结了公娼制度。
军妓取消了，公娼废除了，社会风貌是否就如当初支持废除公娼者所言的焕然一新了？
弱势团体变得更加弱势
就在金门的特约茶室废除不久，据说开始出现了强暴老婆婆甚至强奸母牛的事件，引发了金门民众的担忧。而近来台军方频频传出性骚扰、集体猥亵等丑闻，军人的性问题越来越困扰军方高层。
在1997年陈水扁废娼之际，一位公娼阿玲因房贷缴不出来，又不敢做私娼，投河身亡；后来因就业困难的前公娼中，有两名割腕，两名吞服安眠药。之后，一位争取恢复公娼制度的前公娼官秀琴，因为近十年的努力无望最终选择了自杀。其他因抗议废娼政策或废娼之后生计无着而自杀的公娼，也不在少数。但是多数人日子还要过下去，因为没有本事，没有学历，更多的公娼为了维持生计不得已转入地下私娼，应召站、经纪公司、按摩店、卡拉OK、酒廊等多数成了私娼工作的场所。
昔日弱势的性工作者越加弱势，她们不仅要面对警察的取缔和围追堵截，还要忍受客人的凌辱甚至是殴打，她们已经无处申诉。昔日的公娼管理中有明文规定，客人必须用安全套，公娼要定时接受健康检查。如今非但偷偷摸摸，不少私娼担心客人报警，不敢反对客人不用套的行为，店家也怕警察把安全套当作证物而禁止上班小姐用安全套，定时接受健康检查更无从谈起，这一切，极大地助长了性病的传染。据业内人士所做的调查显示，私娼得性病的几率是公娼的数十倍。
由于性交易“非法”，势单力薄的个人已经无法独自做生意，只能依附有权有势的团体，而一旦金钱和权势结合，性交易非但得不到控制，反而日趋庞大。“日日春协会”秘书长王芳萍说：“要不是有权有势有背景，怎么可能进得了红灯区，这个专区很可能流于政商勾结，那些弱势的性工作者根本不可能在专区中卡位，终究要流于‘非法’，对于现况毫无改善的可能，专区外的性交易地下化情形恐怕会更严重，所以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性交易合法化’。”
最终决定权在民众手中
陈水扁和马英九都花过大笔资金对性产业政策进行研究，巧的是结果都一样：“性交易除罪化”并“合法”管理是相对于地下化而言更好的方式。但是陈水扁一直以没有所谓的“社会共识”为由，拒绝修改目前原则性禁止性交易的政策，而公娼制度又是在马英九台北市长任内正式废除的。
十二年过去了，“性交易合法化”议题再次摆在人们面前。有人说，走了十二年又回到原地。这是因为马英九对公娼制度有了新的认识吗？还是前公娼及团体——台湾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不断争取的结果？还是利益 团体的利益在作祟？据日日春协会粗略估计，台湾现今至少有10万名地下性工作者，年产值达数百亿元。
不管如何，与十二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最终的决定权在民众手中。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