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一份由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指出：钓鱼岛海域可能有巨量的石油蕴藏。
1970年8月，美国驻日本使馆宣称：“钓鱼列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准备在一年后将其与冲绳一并归还日本。同年9月，日本首相公开声称：“尖阁群岛（即钓鱼列岛）属于日本，日本政府无意同任何政府讨论其领有权问题。”美国的无理做法和日本企图吞并中国领土、公然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引起了全球华人的极大义愤，声势浩大的民间保卫钓鱼岛运动自此拉开序幕。
1996年7月，日本片面宣布其领海范围包括钓鱼岛地区一直扩张到台湾外海，并开始驱逐进入钓鱼岛海域的台湾渔船；同时，日本右翼青年社在钓鱼列岛的北小岛上建立灯塔。日本的这些举动激起了全球华人新一轮的怒潮与行动，第二波保钓运动风起云涌。
一直到今天，民间保钓人士从未放弃过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努力。
1996年9月，“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召集人陈毓祥在钓鱼岛海域遭日方阻挠，跳海身亡。10月，台港澳保钓船队突破日舰包围，香港保钓人士陈裕南和台湾保钓人士金介寿成功登上钓鱼岛并插上中国旗帜。保钓运动达到高潮，1996年被称为民间保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今年，钓鱼岛依旧风波迭起，而两位“保钓勇士”的行为在今日看来仍旧意义非凡。为此，本刊独家连线专访了陈裕南和金介寿，真实还原那段不平凡的历史。
港台“保钓”人士初携手
1996年，香港的保钓运动已经初具规模，反观离钓鱼岛更近的台湾，却安静得多。香港的保钓新闻在台湾播出，才引起了部分民众的关注。在一次电视节目的Call in环节中，有民众指出，台湾对保钓太冷漠，希望有人能站出来振臂一呼，作为嘉宾主持的金介寿当下应允，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保钓生涯。现在回想起来，金介寿也只是淡淡地说，“说实在的，那一瞬间，你说能做多深的考量，只是觉得这个事关乎主权与领土，有意义尽力去推动，而且既然答应了，就应该真的去做。”听来颇有许三多的味道。
“行动派”的金介寿，随即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以实际行动参与保钓。没想到，整个记者会冷冷清清，没有媒体捧场也罢，还招来“疯子”、“作秀”的讥讽声。或许是因为与钓鱼岛有渊源（1970年9月1日，《中国时报》记者曾登上钓鱼岛），《中国时报》做了独家报道。报道经香港《东方日报》转载，被时任香港立法局议员的刘千石看到，他主动联系金介寿，表达了“香港欲策划保钓行动抗议日本，台湾离钓鱼岛更近，希望能得到台湾方面的鼎力协助”的意愿，于是港台两地的保钓人士开始了合作。
危机重重的准备工作
在双方商议于1996年10月6日晚从台北县瑞芳镇深澳渔港出发前往钓鱼岛后，作为台湾方面的负责人，金介寿着手实际的筹备工作。由于当时还是亲日的李登辉“执政”，筹备工作“很不顺利”。凭借着台北县议员的身份，金介寿好不容易才租到30艘船，其中15艘供给香港。另外还购置了水上摩托车、橡皮艇、遥控直升机等装备。尤其是遥控直升机，陈裕南介绍，“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是我们此行的最高目标，但我们也会视现场理性处理，一旦确实无法登岛，我们会在遥控直升机脚架捆绑旗子，通过空飘旗子宣示主权。”
报名情况开始很好，以熟悉水性、熟悉水上装备驾驶的人优先考虑，各行各业，有七八百人之多。但同年9月26日发生了香港“保钓号”总指挥陈毓祥在钓鱼岛牺牲的惨剧：为了毁掉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上竖起的灯塔，并在岛上重新竖立中国的国旗，陈毓祥等人乘坐“保钓号”前往钓鱼岛，因遭遇日本军舰拦截，跃身入海欲游向钓鱼岛，却因脚部被绳索缠绕，不幸溺水牺牲。消息传来，报名人数直降至原来的一半。金介寿坦言，“即使是那些退出的人，我们都给予理解和尊重。那时的压力确实很大，保险公司不给投保，而且，我们的船是玻璃纤维做的，日本的船是铝合金做的，一旦日本军舰撞击我们的船，轻轻松松就能撞出一个大洞，日本人又那么蛮横，倘若再用点力，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留下来的人，绝大部分也是靠着‘善意的谎言’瞒过了家人。”至于自己，“我说服了家人！我父亲在抗战时，不顾家人反对从军抵抗日本，可能是感同身受，父亲从一开始就很支持我；我妻子比较担心，陈毓祥的牺牲给她很大的打击，因为我也是带头人，我向她保证我们会理性行动、平安归来，她才依了我。”金介寿“得意”地笑了笑。陈裕南也表示，自己参与保钓并非一时冲动，所以虽然家人多少都会有些担心，但始终支持他，并且相信他有能力保护好自己。
一切准备就绪，参与行动的香港、澳门以及海外保钓人士飞抵台湾。所有人员都要进行必要的训练，同时集会布置强调，每艘船指定一位船长，船员必须听从指挥，杜绝个人英雄主义；每位船长配备一台对讲机，一旦遇到危险，及时请示总指挥，总指挥如何指示，都必须照做不误。
大家都在激动并耐心地等待着10月6日的来临。
从几十艘军舰中巧妙突围
终于到了10月6日。原本预计下午五六点钟出发的，还是发生了一些状况。由于李登辉当局反对保钓，警方出面干预。“其实他们心里是支持保钓的，只是碍于政令，必须有所表示。”金介寿说。抓准了警方的心理，保钓人员进行了游说。最后，双方商议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各船只卸下设备，警方例行公事上船检查，待警方走后，各船只再将设备搬回。
10月7日零时左右，保钓行动启航，方向，港外98海里的钓鱼岛。
半夜时分，船队离钓鱼岛25海里，还在国际公海航行，就有日本大型巡逻艇逼近，一架日本直升机低空盘旋，直升机螺旋桨卷起的巨大气流，把几十吨的船只吹得左右摇晃。刺目的探照灯光不停地扫射每艘船，一发现哪艘船的甲板上有水上摩托车等装备，直升机即发射信号弹给日本海上保安厅，不一会儿就有日本军舰过来对该船的前方、左方、右方进行包抄、拦截。其实，日本军方出动了大大小小八九十艘军舰，不动声色地埋伏在黑夜和海洋深处，随着信号弹的不断发射，才一一显形，“那场面犹如一场海空立体战”。
——这是日本领海，请你们立即离开！
——这是中国领海，日本鬼子滚出去！
这样的对话此起彼伏。
当日本的军舰用造浪、喷水、围堵、碰撞等蛮横方式与几艘较大的船只对峙时，正中了我方佯攻掩护主攻的“调虎离山”之计，金介寿、陈裕南、曾健成等人乘坐的指挥船，一艘“最破最慢”的小船，从日本3艘大型巡逻艇的空隙间穿过，加足马力向钓鱼岛的南方岩壁挺进。别看是“最破最慢”的小船，属它最有学问，船的四周都是轮胎，轮胎碰到崖边会产生缓冲，从而方便人员跳跃，也称“矶钓船”。陈裕南说，“在此次大行动之前，我们曾经两次探路，均因被日本军舰团团围住，不得不撤回，但也因此积累了经验，制定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否则恐怕又是失败的结局。保钓不仅仅是一种爱国情绪的表达，更是一场斗智斗勇的博弈。”
眼看矶钓船直逼钓鱼岛，日本人手忙脚乱。由于大型舰船越靠近钓鱼岛越可能触礁，日本海上保安厅派数艘小快艇阻挠。意欲登岛，势必有备而来，矶钓船上的掩护人员立即拿出削好的尖竹竿作刺状。相距不过数米，日方小艇难以贴近，但日方人员的尴尬容貌清晰可见。
钓鱼岛，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成功登岛，我仰天大笑”
10月7日上午6点14分，陈裕南和金介寿成功跳上南面岩壁，登上钓鱼岛，海面上一片欢呼。陈裕南捧出事先随身携带的五星红旗，插在了钓鱼岛上。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钓鱼岛的画面，被坐在直升飞机上的路透社记者拍下，这张照片当即传送到世界各地，次日都在头版刊登。
回忆起那一刻，陈裕南显得很平静，“插旗子的时候，说实话，是来不及激动的，倒是有点惊魂未定，眼前黑压压的都是日本船！而且钓鱼岛上都是岩石，海风又大，一心也只想着怎么把旗子插稳。后来顺利回到船上，才发现心中抑制不住的激动和高兴。”
另一边，日本军方乱成一团，日兵纷纷试图登岛破坏。“钓鱼岛不是每个面的岩壁都易于攀爬，我们是有知情人士指点的。看着那些日本人爬上来又滑下去的狼狈样，我仰天大笑。”金介寿似乎回到那时那景，哈哈大笑。
船队回到台湾，回到香港，受到英雄式的欢迎。
保钓之路，依旧漫漫
“短暂的胜利其实不代表什么，我们心里清楚，民间的保钓是难以成功的。”金介寿的话语无奈中透露着坚定，“但是我们必须不断地抗议，不能让日本人的‘时效取得’阴谋得逞。”
每次出海保钓，花费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新台币，保钓组织的基金运转并不理想，主要还是靠募款。“我们都是义务的，没有分到一分钱的。我们的行动和言论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我们的想法很简单，钓鱼岛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能出一点力就出一点力，如果是为哗众取宠、图名图利，真的犯不着冒这个险。”陈裕南说得很真诚。
而如今保钓历史走过风起云涌的40年，有的保钓人已经凋零，有的保钓人已经白发苍苍，民间保钓的旗帜，已经落在了新生代的肩上。关于如何继承保钓的历史与传统，更好地传承保钓精神，金介寿讲得好，“官方有外交考量，所以民间的呼声不可或缺。但保钓是激情而又理性的运动，既要师出有名，又要把握程度。保钓最忌盲目的英雄主义，作秀会玷污保钓精神，这一点一定要告诉下一代。”
（责任编辑：孙靚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