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不上角色的当，不上专业的当，常年自称“老知青”。只不过，这个“老知青”也曾经在纽约“洋插队”长达18年。2000年回到中国后，他坦言，“自己在美国并没有成功过。”但他的画作的价格却在苏富比节节攀高至数千万元——可惜丹青先生并不是如我这般的俗人，他并不觉得画的价格高就是成功，他说，“那是商人的生意，与我无涉。”
人过五十，作为画家的身份而言，他落下了至少两个职业病。一个是习惯在看见一个人的时候，手指不由自主地在裤兜里快速地描画这个人的脸；另一个是有些担心，担心过了五十岁，恐怕眼睛花掉，调色可能就调不准。他回国八年，出书六本，引争议无数。但我一直相信《新周刊》2005年对他的《退步集》的评价：“这是本说真话的书。”
我猜丹青先生看见这句话，或许会呵呵笑一声，再来一句：“我这还有很多真话。”
他在2008年说的一些真话，就与台湾有关。
陈丹青14岁开始学油画，从学画毛主席像开始。到了2008年，曾经画过无数毛主席像的翩翩少年在过了知天命之后，再次来到毛主席生前牵挂的台湾岛。
2008年8月30日，陈丹青再次去到台湾。“我有点想念台湾，我已经十多年没去了。我想再去 ‘故宫’看一看，然后再到诚品书店去看一看。”1995年，陈丹青曾经在台湾办过画展。那是他第一次去台湾，也是他一直活到四十多岁之后，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爷爷。
时隔13年再去，体验到底不同。不必再准备画展，而是去见见朋友。比如侯孝贤、阮义忠、朱天文。见人，也就是见人情。在陈丹青这次对台湾的观感中，没有蓝绿的分别，“对岛内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没意见”。他搜集来的印象，也就是交往遇到的熟人与生人。
陈丹青坦言，从纸媒和电视上看到的台湾，整天都“一片混乱，闹翻天”。真到了台湾，陈丹青倒觉得，台湾不是挺和谐的吗？用大陆说法是“五讲四美”，用祖宗的话来说，就是“温良恭俭让”。
在北京居住将近八年之后，陈丹青忽然置身台北，会觉得不适应，甚至处处觉得稀罕：宾馆服务敬业到令人惊诧，每个服务生会一再提醒你有哪一位访客的留言，交待的小事，也绝对准时照办；在便利店买一枚卤蛋，售货员看到他有太多零钱，就不吱声地全部数好，主动换成大面额的纸币交给他……谢谢、笑容、抱歉自不必说，办各种琐事的时候也“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
陈丹青本能地预备有各种方法，来应对不认真、冷漠的服务态度——这些都是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在台北全然无用。
侯孝贤六十多岁，在不谈论电影的时候，像一个老农民般少言少语；朱天文是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已经五十多岁，但斜扎着辫子仍还有校园里的小姑娘气息，一说起文学便脸色庄重；而将世界摄影观念引入台湾和大陆的阮义忠，则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一说起摄影展里的伟大作品，他的脸就涨得红红，活活一个年近花甲的文艺小青年……陈丹青待在这些台湾文艺家中间，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大陆的80年代，“找回了自己也曾有过的率真和本分”。
但你若以为台湾人非常好对付，人人好说话，则就全错。
十多年前，陈丹青曾认识一位美丽的做画廊生意的女民进党员，宜兰人。质朴温良的她曾经宁静地对陈说：我一定不会投国民党的票。陈丹青坦言，“一旦事关公众利益、社会问题和政治选择，台湾人其实很猛、很凶、很会纠缠、很难对付，亦且能量很大。”
“媒体很恶搞，给你涂个花脸，把你消费掉。这很可笑。”陈丹青笑着说，“我要减少在媒体露面的机会。”
但他毕竟是个好玩的人，这因他爱说真话而更加稀缺。只不过这个好玩的人，在堂堂大陆，也甚少可以对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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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 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并自习绘画。1978年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班。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陈丹青于80年代初曾被国中同仁认为是当时最具才华的油画家。直至今日，油画圈仍存在着“陈丹青情结”。1982年，陈丹青移居纽约，2000年回国后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主持“陈丹青工作室”的工作。2004年末提交了辞去清华美院教授职务的辞职报告。近年来出书数种，因“说真话、敢说话”而引起读者热议。
（责任编辑：孙靚燕）
